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

如果有人问我谁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人,任何时候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的妈妈。人在旅途,思绪万千。匆匆写下这些文字,让自己进一步感悟母亲的精神,也与我的家人和晚辈分享这些故事。

不轻易向命运低头


1.     我要回家

母亲出生于战火纷飞的1937年。我的姥爷很年轻的时候就双目失明,家里卖地卖房,竭尽全力给姥爷治病,却未得回天之术,姥爷三十多岁就去世了。母亲从小缺吃少穿,跟着姥姥四处要饭。有一年村里闯关东的一家回来探亲,姥姥家实在揭不开锅了,就把妈妈送给了这家人,作为回报,人家给了大半袋地瓜干。就这样,妈妈跟着这家人到了冰天雪地的吉林图们。到了东北,虽然终于能填饱肚子了,可是她思念家人,想回山东。那家人家也很善良,给了母亲回家的盘缠。就这样,识不了几个字的小姑娘就一个人从中朝边界的图们回到了家乡沂蒙山。我想那时候很少有人(更别说孩子了)有这样的勇气和胆量独自一人跋涉几千里路回家吧。

2.     我要读书

出身贫苦的妈妈能够读书真的是一个她自己创造的奇迹。五十年代初村里办起了识字班,妈妈有时候随二姨去识字班学文化,逐渐产生了强烈的上学读书的愿望。在她的再三恳求下,姥姥和三舅同意她去乡里的小学读书。她学习非常努力,只读了半年初小就升了高小。那时候家里依然很穷,青黄不接的时候还是靠讨饭为生。妈妈时常一整天吃不到东西,在课堂上饿到抬不起头来,但是读书的愿望是那样强烈,饥肠辘辘也不能让她放弃。高小毕业后妈妈坚持要考中学,姥姥和三舅都不同意,可是妈妈非常执拗地坚持要考。三舅跟姥姥说:实在不行就让她去考吧,才上了这么几天学,她肯定考不上的。妈妈去考试的时候,姥姥和三舅在家烧香磕头,祈祷佛祖不要让她考上。可是大家都没想到,妈妈竟然考了考区的第二名。

家里实在没有钱,三舅割了还没成熟的谷子卖了一点钱,小学老师们也帮着凑了一点,妈妈就拿着这些钱上路了。跋山涉水步行一百多里到了东里一中,可是她带的钱根本不够学费,无法报到。一直站到太阳西下也不舍得离开,忽然,一双锃亮的皮鞋映入她的眼帘(妈妈跟我讲这个故事时特别强调了锃亮的皮鞋,因为以前从没有见过),她抬起头,那人问她站在这里干什么,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对话:

“俺来报到。”

“那怎么还不赶紧报到?”

“俺带的钱不够。”

“哦。你是哪个村的?”

“俺是徐家庄乡姬家峪的。”

“那你认识侯XX吗?”

“他是俺父亲。”

“他还好吗?”

“父亲去世多年了。”

“哦,那你跟我来吧。”

这位先生替我妈妈交了学费,并亲自把她送到了班上。后来我妈才知道这位是学校的教导主任,他做地下党时姥爷曾经掩护过他。

因为妈妈是教导主任亲自送到班上的,班主任老师就认为我妈家境一定很好,所以并没有给她评定助学金。妈妈勉强上完一个学期,放假回家,家里实在拿不出钱供她继续念书,开学时她无法回学校了。开学后老师见我妈一直没来,多方打听才了解到我妈家的真实情况。老师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只要想办法来到学校,老师们就一定能让她把书读下去。妈妈收到老师的信后立即赶到学校,这次给她评了助学金,同时老师安排妈妈加入了学校食堂的碾米组。妈妈用簸箕去谷糠时总是比别人仔细,而且将“簸”出的谷糠再重新“簸”两遍,回收碎米。因此妈妈碾米时的出米率总是最高的,食堂会给额外的奖励。就这样,妈妈靠勤工俭学读完了初中。初中毕业时他们整个年级集体升入了刚刚成立的县师范学校,成为了沂源师范第一级学生。在师范读书不用交学费还管饭,妈妈顺利地完成学业,毕业后做了一辈子教师,教数学和地理,教过小学、初中、师范和进修教师。

3.     我要光明

因为从小生活困难,妈妈从年轻时身体就一直很不好。四十多岁(好像是82年,记不准了)检查身体时查出了糖尿病(妈妈由此怀疑当年姥爷得的是糖尿病)。由于发现得太晚了,长期没有注意血糖控制,已经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并发症。其中眼睛的问题尤为突出,眼底出血,到了2009年的时候视网膜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我们将妈妈接到北京,在同仁医院做了手术。为了保证手术的效果,医嘱要求术后一周的时间面部都要向下并保持与地面平行。一直保持脸朝下是非常难受的,病房里的其他病人都时不时地打点折扣,只有我的妈妈不折不扣地按照医生的要求做到了!

办法总比困难多


    从小在我心目里,妈妈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没有任何问题和困难是她解决不了的。我们小时候家里经济比较紧张,靠妈妈的心灵手巧,我们家的生活安排得有模有样。

     我们小时候粮食是定量供应的,大人每月三十或三十三斤,小孩子根据年龄大小,定量从每月几斤到十几斤不等。那时候没有副食,这点粮食根本没法让全家人填饱肚子。我妈用白菜帮子、萝卜缨子蒸窝头,野菜加少量豆面煮“豆沫子”,尽量让有限的粮食发挥更大的作用。那时候妈妈在王家石沟联中教书,村里的干部们出去开会或者办事时需要带上粮票,有了粮票他们在外面才能买到吃的。周围几个村庄就我们一家是吃“国库粮”的,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家有粮票。每当需要粮票时村上就拿粮食跟我们家换。开始是是用玉米换,很快我妈就跟他们商量能不能改成谷子,村里也就同意换粮票时按照小米的量折算成未去壳的谷子。我们拿到谷子后自己去碾上碾米。碾米时妈妈总是不碾成净米,而是保留一些谷糠,用这些带谷糠的米磨糊糊摊煎饼。虽然这样做的煎饼嚼起来“沙拉沙拉”的,难以下咽,可是这样一斤小米可以当一斤多粮食吃啊!

     我记得小时候的猪肉卖七毛二一斤,对我们来说实在太贵了。妈妈偶然发现村里的供销社卖一种颜色黑黑的模样很丑的咸鱼。那时候买整条咸鱼主要是作为礼物走亲访友用的,最上档次的叫“白鳞鱼”,新女婿去看望岳父母是一定要带上一条的。这种鱼又黑又丑还没有鳞,所以根本没有人买,半干的咸鱼才卖一毛多一斤,比起猪肉实在是便宜太多了!一直都敢于尝试的妈妈就买回来一些,试过后发现味道还不错,于是就一次次让我去供销社买这种鱼。供销社进的这批鱼,慢慢被我们家最终吃完了。后来每当供销社有这种鱼进货,就一定会捎信儿给我家。现在,在人们心目中,带谷糠的糙米和海鱼比起净米和猪肉都是更健康的食品。每每回想起过去的生活,我都会赞叹:妈妈真聪明啊!让我们从小就吃上了最健康的食品!

     父母工资低,家里孩子又多,经济很困难,可是妈妈总有办法让我们穿得尽量整洁、漂亮,甚至时尚。我上初一时我妈调到城关中学工作,我们全家搬到县城与爸爸团聚了。冬天县城的孩子流行穿一种叫“棉猴”的带帽子的棉衣,我们家买不起,我妈就买布自己做。我上大学时开始流行“滑雪衫”,对我们家来说滑雪衫太贵了。我妈买了一种砖红色的的确良面料,比照着别人滑雪衫的样子给我和二妹每人做了一件。人家的滑雪衫里头填充的是中空棉,可以整衣清洗。我们只能填充棉花,棉花经不起水洗,于是我妈就别出心裁地做成了“活里活面”的样子,可以拆开来清洗。为了让前襟挺阔,做的时候垫了一些蓝色的衬布。谁成想这些衬布质量不好,水洗掉色,这样洗过以后前襟就被染污了,没法穿出去了。这事也难不倒我的妈妈。她把染色的部分剪掉,镶上了一条棕色的布。砖红色面料和棕色的前襟边配在一起很好看,而且是市面上绝对没有的样子,我和二妹穿着都觉得特别美。有人问起我们衣服是在哪里买的时候,我们总是很自豪地说:不是买的,是妈妈做的!

帮助别人是源自内心的习惯


     也许是因为从小的经历,任何时候妈妈都是尽一切可能地帮助别人。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助人为乐”,而仅仅是源自内心的一种习惯。帮助别人对她来说不过是很自然、很普通的事情,就像人要呼吸一样自然,从不会因为帮到了别人而有哪怕一点点自得或者自喜。

一次村里来了一个流浪的疯子,我妈在街上遇到了他,就把他领到学校(我家住在学校)。我现在还能记起他的样子:穿着颜色难辨的裤子,赤膊,脏污的脸已经看不出皮肤的颜色,鼻梁上是调皮孩子用石块砸出来的伤口,白拉拉的,并不流血。我看见妈妈领他进来,厌恶地躲出去老远。妈妈先舀了水给他,他一口气就把一瓢水都喝完了。我妈又拿了一些吃的给他,然后才把他领出学校。

那时候妈妈是村子里最有知识的人,邻里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来找她商量,尤其是那些妇女们,更是把我妈当成她们最信赖的人。数不清我妈妈到底给她们说和、调节了多少家庭和邻里纠纷,帮她们解决了多少生活中的难题。就拿一件小事说吧,那时候农村还没有洗衣粉,胰子(肥皂)也用不起,严重脏污的衣服主要靠草木灰水清洗。我们家条件好一些,用买来的“白碱”洗衣服。每次洗衣服的时候,我妈都会招呼邻里的妇女们把家里的脏衣服拿来,就着泡的碱水一起洗。我记得每次洗衣都会有好几位妇女到我们家。

那时候爸爸妈妈加起来每月共69.5元(妈妈34.5元,爸爸35元)的工资,要给带妹妹和弟弟的邻居奶奶10元,每月给在老家的爷爷奶奶大约10元,剩下的不到五十元钱要养活一家六口人。当然,村子里的人比我家还缺钱,除了到年底工分换来的几个钱,主要的进钱项就是卖生猪,一年到头基本没有别的现金来源,连咸盐都是拿鸡蛋到供销社去换的。一旦遇到些事情比如修房子、娶亲或者老人孩子生病,就只好借钱。大家都穷,毕竟我父母还是每月拿工资的,所以时常就到我家来借。只要手上有点钱,我的父母都尽量借给他们。记得六七十年代我们家借出去的钱,有的都是九十年代才还请的,我父母也只是收原来借出去的数目。

在这个没有一户是我们家亲戚的村子里,全村人对我们都特别好,每个季节下来的新鲜粮食比如鲜麦子啊、玉米啊、地瓜啊,都往我们家送;就连那些调皮捣蛋的“坏孩子”都从不欺负我们姐妹,我的记忆中从没有跟任何人打过架,更没受过别的孩子的欺负。我妈妈对村民们也一直心怀感激,她经常说,是王家石沟村的人帮她养活了四个孩子。

幸福就是平平淡淡的苦尽甘来


记得小时候我妈跟我说过:什么地方最凉快?厨房门口、玉米地头。有过三伏天在没有空调、风扇的厨房里烧火做饭,或者在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锄草经验的人应该特别能体会这种感觉。生活就是这样,有苦才有甜。这就是妈妈从小教给我的最朴素的幸福观。

妈妈是个特别包容的人。我出生在文革中的1967年,在我满月没多久的时候就遭过一次难。那天爸爸被揪去批斗,妈妈不放心,就把我锁在家里去找爸爸。我家就住在学校里,与教室和办公室间没有任何的隔离物。那时候,房子上都留有烟囱口,冬天生炉子时候排烟用的。一群红卫兵见我家门锁着,就找了个炉子,与我家的烟囱口连上,炉子里放进去大量的“柏斗子”(柏树的种子),点着火,往屋子里通烟。柏斗子特别能冒烟,妈妈回来时我已经被熏得口吐白沫,快不行了。那些年轻学生们做了这样的事,我妈妈也没有恨他们,后来还是一直向对待普通学生一样对待他们。妈妈一辈子与同事、邻里都相处融洽,从来没有闹过矛盾。

妈妈从未当过任何领导,连教研组副组长这种学校里最低级别的领导职务都没有做过,但同事们都很敬重她。妈妈做过三届县政协委员。

妈妈不仅给了我生命,也潜移默化地引导了我的人生,虽然她从不曾跟我说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我选择以教师为职业,是因为妈妈的影响;在我独立科研之初,能够白手起家,是妈妈奋斗的精神激励了我;我做科研,如果说能够独辟蹊径、持之以恒,也是因为有妈妈的榜样作用;我的为人处世方式更是亦步亦趋学着妈妈的样子。

做妈妈那样的人,是我人生的信念。

李彦匆匆于辗转的国际旅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