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意志何时开始施展拳脚
二战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和政治制度、地缘政治、国际关系,以及生活方式,二战结束,人类社会进入当代。德国做为战败国遭受的打击和损失远远超过一战,不但已经亡国,而且被分割成两个价值观对立的德国。
西方阵营的西德从50年代开始“经济奇迹”(德语:Wirtschaftswunder),在短短十几年内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奇迹”如何成真?人们会列举出雄厚的科研基础、良好的国民教育水准和劳动力素质、优惠的国家政策扶持、国家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对经济的调控等各种理由。这些表面因素之外,有个深层背景:冷战。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7月的波茨坦会议重新划分了世界,美、苏双方各自达到利益最大化。但是,在打败了共同敌人之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很自然地让美、苏站到对立面。最早对欧洲的分裂提出警告的是丘吉尔,1946年3月5日,也就是二战结束、波茨坦会议不到一年,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着名的《和平砥柱》的演讲中,明确指出:“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
这张铁幕后面坐落着所有中欧、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这些着名的都市和周围的人口全都位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仅落入苏联影响之下,而且已受到莫斯科日益加强的控制。”
灭亡的纳粹德国正好在两强对阵的中心,于是顺理成章地在1949年被一分为二了。

1948、1949年,苏联集团为了达到控制整个柏林的目的,对西柏林实行封锁。美军运输机在一年间飞行超过27万架次,利用仅有的军用机场向西柏林运输物资,最终迫使苏联放弃封锁
面对铁幕后面虎视眈眈的苏联集团,美国和西方阵营必须创建坚固的前沿阵地,因此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以经济援助的方式帮助欧洲重建社会经济。1948/49至1951年西德得到14.48亿美元资助。因为西德的特殊性,美国除了经济援助,还用其它方式加以扶持、利用。一些纳粹时期的军官被审查后重新得到启用,重建西德军队;很多被纳粹洗过脑、有纳粹倾向的公务员、科技人员没有被清算;曾经参加过纳粹党或同情纳粹的文化艺术人物没有被清算(卡拉扬是最着名的一位)。
美国和新政府也是出于无奈:百废待兴的西德需要人才和劳动力。50年代大量引进土耳其和意大利劳工也是因为缺乏劳动力。可以说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扶持西德,西德为了生存也不得不顺从美国,走向民主。但是,西德的民主是纳粹主义失败后被逼搭建的,西德人并没有英国、美国、法国人数百年来为宪政、民主斗争的历史,德意志的血液里没有民主的基因。
冷战期间,美国一直是西德的坚定的后盾和盟友。美国一直在西德派驻7万多人的部队,90年代后逐步减少,目前还有约3万4千人。尽管需要分担驻德美军的费用,但是多年来德国的国防预算只占GDP的1.2%,在发达国家中国是比较低的,军费数额在世界排名徘徊在第8至10名。
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于1963年访问西柏林,6月23日他在演讲中说:“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林人),为冷战最前沿的西柏林人民鼓劲。1987年6月12日,另一位美国总统里根在柏勃兰登堡门前对戈尔巴乔夫发出呼吁:“Tear down this wall!”(推到这堵墙!),极大地鼓舞了东德人民争取自由和民主的决心。两年后的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柏林市民拆除,次年,两德实现统一。

1963年6月,美国总统肯尼迪访问西柏林,登上梯子观看柏林墙另一边的东柏林。他身旁的是时任西柏林市长的维利·勃兰特
纳粹主义是德国抹不去的污点,但是德国人真的对纳粹主义的起因和衰败做了深刻的、彻底的反思和清算了吗?

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勃兰登堡门前对戈尔巴乔夫发出呼吁:“Tear down this wall!”
二战结束后德国法律禁止与纳粹有关的一切元素,德国电视台每天播放有关二战的纪录片,各种出版物描述纳粹德国历史,年轻一代被带去纪念馆接受反纳粹教育......
看似热热闹闹,坚定不移地杜绝纳粹余毒,但是,这是治标不治本的表面工程,并且沦为形式化、符号化。德国人没有从骨子里、从灵魂深处剖析过自己。真正对纳粹主义做了深刻剖析的是美国作家、记者、史学家威廉.劳伦斯.夏伊勒(William Lawrence Shirer)。1960年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第三帝国的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A History of Nazi Germany)。夏伊勒用大量原始文件分析、论述了纳粹主义和纳粹帝国。该书是研究二战和现代德国史的经典着作。
德国人对纳粹主义的否定看似坚定不移,但是没有触及实质的思想层面:纳粹主义是如何发生、发展的?它为什么成为德意志的主体思想?
这一切的根源和答案是:德意志的民族性。纳粹主义是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升级版,纳粹主义全民洗脑成功的原因是德意志国民性中的权威至上、服从原则、政治正确。
关于普鲁士与纳粹,前文已做过论述,这里讨论第二个问题:德意志的国民性。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德意志长期处于封建农业社会,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地理大发现、没有启蒙时代、没有工业革命。这片土地生活着封闭的国民——沉降民族。他们的目光是向下看的,他们的内心是封闭的。封建农业社会的特点是:维系家长、族长、主教、国王,也就是一切“领导者”的权威,因为农业劳动不需要冒险,不需要怀疑、不需要挑战,农民处于靠天吃饭,循规蹈矩的状态。
因为自然条件、思想文化、法制理念的差异,欧洲包括德国的农业社会结构与东方的中国有区别,欧洲和德国没有发生过“农民起义”式的改朝换代(法国大革命不能算是农民起义,而是知识精英、激进左派、中产阶级、市民共同参与的宫廷暴乱)。
欧洲和德国的改朝换代是由王公贵族家族利益、宗教因素主导的。欧洲的农民是依附于封建领主的附属品,二者达成相对稳定的权益平衡。德意志人因此形成服从权威、认死理、不会怀疑的惯性思维——被很多人误解为“工匠精神”、“严谨”、“团队精神”。
在官僚阶层、公务员组成的行政体系中,“服从”、“不怀疑”就演变成“政治正确”,这在德意志历史上是非常明显的。纳粹主义始于19世纪20年代的巴伐利亚——德国最保守最不开化的地区,慕尼黑是其发源地,1933年起纽伦堡成为党代会法定城市。希特勒用极富煽动性的演说才能,戈培尔用其哲学博士的理论,打造了完整的纳粹主义,其核心思想集中了民族国家主义、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极权主义,奉行军国主义“丛林法则”,敌视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伦理。纳粹主义是反人类的,但是经过希特勒、戈培尔的精心包装,以重振德意志的面貌出现,不到十年间传遍德国各地,被全体德国人接受。
1924年纳粹党第一次参选国会,得票率为6.5%,刚达到门槛。到了1933年11月,得票率高达92.11%,夺得全部611个议席。十年间,目光短浅、狭隘自顾的德国各界听不到对纳粹提出质疑、批判的声音,任由它的谎言和谬论不断地给民众洗脑,任由它用各种伎俩打压、陷害其他党派、团体(例如着名的国会纵火案)。终于将纳粹主义养成祸害人类的魔鬼,德意志当了它的殉葬品。
“政治正确”在纳粹帝国的官僚行政体系中是标准的行为准则:服从上级,不容置疑。站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被告席的国防军军官们无一不用“执行元首命令”为自己辩护,他们不是纳粹主谋,而是帮凶。
1945年4月,柏林被解放已不可逆转,穷途末路的希特勒选择自杀,而地堡里的几百人没人能做出正确的选择,戈培尔自知罪孽深重,夫妇毒杀六名未成年子女后,自杀身亡。希姆莱、戈林等核心人物化妆出逃,最终被抓捕。那些中下级军官、文职人员大都把自己灌醉后自杀,给元首当殉葬品。可见高等的、优越的日耳曼人内心深处是多么的懦弱、虚伪,他们不敢直视自错误,不肯反省,像个懦夫那样用自杀的方式逃避担当责任和赎罪。
1945年4月,美军第7军团第45步兵师解放了慕尼黑附近的达濠集中营,纳粹大屠杀的现场极大地震惊了美军官兵,他们把附近村庄的男女老少押到集中营,让德国人亲眼目睹纳粹暴行。可是当德国人从堆积如山的尸体旁经过,他们没有怜悯、没有愤怒、甚至没有受到惊吓,一个个面无表情,麻木不仁。直到今日,一脸严肃、面无表情依然是德国人的标准写照。
“政治正确”在前东德也根深蒂固,1992年2月,前东德士兵亨里奇因枪杀试图翻越柏林墙额东德青年克里斯受审,法官西奥多·赛德尔指出:“作为士兵,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然而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自动承担的良心义务。”
这里不能不提及前东德政权的高压强权统治。臭名昭着的国家安全部“史塔西”(Stasi)对人民的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实施了前所未有的严格的、全方位的监控。史塔西向全国工厂、机关派驻全职探员,甚至在每栋公寓楼中安排一名房客担任史塔西的告密者,负责向管区的警察报告楼内情况。史塔西也在宾馆和公寓房间墙壁安装针孔摄像机监视民众。中小学、大学、医院同样被史塔西探员高度渗透。史塔西创建告密者的正式归类方法,制定从告密者获取信息并加以整理、利用的规程。
1989年东德政府垮台后,东德民众冲入史塔西总部,发现的秘密档案骇人听闻。登记在册的史塔西正式员工91015名,非正式合作者173081名,这个比例相当于每166名东德人就有一名史塔西的正式雇员,每63名东德居民就有一名与史塔西合作;如果将通报者算在内,每6.5人就有一名史塔西的告密者。与之相比,纳粹政权每2千人才有一名盖世太保人员。

前东德解体后,人们在秘密警察史塔西总部发现大量的公民的秘密档案
1970年代始,秘密逮捕和酷刑折磨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批评。史塔西于是改用心理骚扰的方式——“侵蚀”(德语:Zersetzung),这一名称来自化学词汇,意为腐蚀、分解。“侵蚀”的方法是用恐吓、暗示等方法使被迫害人产生不安全感,折磨和摧毁被迫害人的精神和意志,迫使其停止“不当行为”。
“侵蚀”的手段包括进入房间搬动家具、重设闹钟时间、撤下墙上的画或是调换茶壶中的茶叶等等,还有安装窃听器、造谣、诬告、匿名电话、匿名恐吓邮件、骚扰私生活等等。很多人因此精神崩溃甚至自杀,但是他们绝不会想到背后的策划者是史塔西。史塔西的心理作恶正是德意志民族心理阴暗的表现。
回到“政治正确”话题。时至今日,在统一后的联邦德国,“政治正确”依然是官僚阶层的标准行为模式。默克尔执政能力有限,昏招频出,在她治下的德国日益远离西方的传统价值观。她一手制造难民危机,将德国和欧洲拖入万劫不复的灾难。但是,对于这样昏庸之流的旨意,行政团队照办不误。对其2015年的重大失误,基民盟大会本来想拿她试问,讨个说法,没想到在她一番轻描淡写的表白之后,与会者居然用热烈掌声对她表示谅解和支持。尽管现在联邦议会里有来自选项党、自民党、绿党的质疑和批评,尽管不少主流德国媒体不遗余力地批评默克尔,但是僵化的、狭隘的、短视的行政团队和唯利是图的工商界勾结,一步步将德国拖向沦落的深渊。

史塔西的秘密审讯室,史塔西密探可以任意对怀疑对象进行拘捕和审讯
德国足球队是无可争议的世界强队,不幸它在2018年世界杯中翻了车:被分在实力最弱的F组的卫冕冠军德国队一胜两负积分垫底,惨遭被淘汰,堪称奇耻大辱。当时媒体一片讨伐声,问责德国足协,呼吁主教练勒夫下台。结果呢,德国足协不为所动,勒夫连任到下届世界杯。真真实实的“正不压邪”!
事实上,赛前各界对勒夫组建国家队的思路和严重老化的人员名单的质疑和批评声不断,启用年轻球员的呼声很高,然而刚愎自用、目光狭隘的勒夫对这些建议不理不睬,坚持自己的“正确”。“德意志战车”摔得粉身碎骨,德国足协依然故我,真是不可救药。
默克尔对德国队情有独钟,但凡德国队的重要赛事,默克尔基本亲自前往观战,2014年德国夺冠后,默克尔喜不自禁,进更衣室与球员玩自拍。
默克尔与勒夫的深厚私交在德国尽人皆知,勒夫是总理府的常客,默克尔甚至亲自下厨,用拿手菜“蓝带鸡翅”予以款待。得益于政治正确的、僵化的德国官僚体制,不知耻也不改的二人依旧屹立不倒。
为什么没人替代他们呢?首先,德意志造不出有道义担当、有勇气、敢于创新的政治家。除了狂人希特勒,德意志政客都是平庸、无能之辈。其次,德国民众中的大多数同样认同“政治正确”,认为维持现状是最好的选择。第三,工商业巨头们出于自身利益,对国家政治的影响。
今天生活在德意志土地的民众早已不是纯正的日耳曼人,一方面有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另方面接收了上百万伊斯兰教徒,德国的泛伊斯兰化已不可避免。基督教正在迅速失去道德规范的作用,“基督教民主联盟”也早已背离其初心,染上越来越浓的唯利是图味道。用“礼崩乐殂”来形容今天的德国毫不为过。
移民到德国的外国人和难民没有带来创造力和新思维,他们破坏了原先有序的德国社会。养尊处优、过惯了舒服日子、自我感觉良好的德国人,那些越来越放肆、低能的年轻一代,他们有危机感吗?世界在变,德国在变,唯有僵化、服从、自以为是的德意志民族性不变。
特别说说德国国防军。6月5日,《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政府消息说,美国将在9月底之前从德国撤出9千5百名驻军。消息传出,引起德国政界的不安。美国为何撤军?一是美国认为德国长期拖欠北约经费和美军军费,二是默克尔政府越来越不听话。
国防军的现状如何呢?目前联邦国防军总人数约20万,2011年兵役制度改革后,越来越难找到合格的志愿兵。德国政府给军人提供优厚待遇,工资标准、每周5天、每天8小时工作、公众假期、带薪休假一样不缺。但是德军的素质和战斗力饱受诟病。
2017年,4百名德军参加北约军事演习,因每天超过8小时,就集体抗议要求补发加班费,个别人还以辞职相威胁。2007年,驻阿富汗德军平均每人要消耗229升啤酒和25瓶葡萄酒,此外还大量消耗垃圾食品,为此动用许多军机和军车。德军官兵的肥胖率超过40%,以至于不得不开设减肥训练营。在意识形态方面,德国媒体曾经曝光新纳粹思想在德军内部暗流涌动的情况。
兵员素质如此之差,武器装备应该能弥补短板吧?要知道德国曾经是最强大的武器制造国,豹2坦克至今都是一流杀器。可事实让人大跌眼镜。2018年初,德国国防部提交了《2017年度主要武器系统作战准备情况报告》,该报告显示德国空军128架台风战机中,只有39架能正常飞行;半数运输机不能飞行,三成飞行员训练不足。由空军提供的国家领导人专机也故障频出,以至于默克尔、施泰因迈尔都因此在出访中遭遇尴尬。陆军的全部53架虎式直升机旋翼部件存在安全隐患必须停飞,244辆豹2主战坦克故障率为54%,海军13艘护卫舰中只有5艘能够出动。
2018年12月,德国最高联邦权力审查审计委员会宣布,在对海军的一系列年终审查时,发现了一个可能隐瞒了很久的惊人丑闻:斥资30亿欧元打造的最新型战舰——F-125型“巴登·符腾堡”级护卫舰于2016年交付海军,但是曾因设计失误(没有配备垂直发射装置)及数据链传输及雷达信息反馈方面的严重问题,于2017年12月被军方退回原厂改进。此事被刻意隐瞒直到接受审计时曝光。
2019年德国军费是479亿欧元,2020年增加到503亿,纳税人花巨资养了这样一支毫无战斗力的懒散之师,真是莫大的耻辱。对比一下那些小国,以色列军队威震虎狼环绕的中东,斗志高昂的芬兰军队让“战斗民族”苏俄裹足不前,德国人和国防军真该找个地缝钻进去。可以说,今天德军的战斗力恐怕连二战初期一溃千里的法军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意大利军都不如。军队就是国家的写照,正如当年貌似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败于日本海军。
20世纪末开始的信息化、互联网、移动通信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僵化的、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德国人已经掉队了。人才流失、劳动力素质退化、技术流失,德国靠传统的机械制造业的老底支撑着。今天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时代的开始,德国人依然浑浑噩噩,依然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依然没有能力创造新技术、新价值、新的财富增长点。国民骨子里和血液中的狭隘、封闭、固执、短视、盲从、自以为是的国民性阻碍了他们。
德国正在无德无能的默克尔的带领下,义无反顾地走在沦落的道路上,养尊处优惯了的德国人对此麻木不仁。即使有少数清醒的德国人,但是他们的声音过于微弱,并且遭到“政治正确”的打压,以至于他们选择沉默,不愿发声。
德国的上千年的封建君主制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大宪章》、《权利法案》、《人权宣言》、《拿破仑法典》,甚至没有出现过法国大革命式的公民反抗君主专制运动。德意志民族对专制是接受、服从的,从未想过改变它。
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第三帝国,祖先的三个“帝国”留给德意志的不是伟大和光荣,而是平庸和洗不掉的耻辱。
古今中外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我毁灭的根源是昏君、暴君、狂人、野心家的为所欲为和大多数国民的沉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自我救赎源自先知、仁人志士的道义、责任感、感召力,以及全体国民的觉醒和担当。德意志只有前者,没有后者,它的自我毁灭在所难免。